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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温故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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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光,年8月生于重庆市,蒙古族。祖籍湖北麻城。当过知青,工人,新闻记者,自由写作者,文学刊物编辑,现为武汉文联专业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市文学院院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从事小说的写作。著有长篇小说7部;中篇小说三十余部;短篇小说三十余部;电视剧剧本三部;出版有《邓一光文集》(四卷本),各类文学专著二十余部。作品多次被选载、介译到海外及入选各种版本的年选。

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

邓一光

FC下班的时候,三色工衣大*潮水般涌出厂门,气势汹汹向环形过街天桥涌来。他精神为之一振。

这是他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刻。

他靠在桥上。这样视野很好。环东二路和油松路在他脚下分道扬镳。有时候他有一种幻觉,如果把两只脚分开,分得很开,要是没有留意,同时也没有定力,说不定人会从当中分开,各自跟着环城二路和油松路去很远的地方。他拿不准这个,所以一般情况下他比较注意,采取双脚环绕靠在天桥护拦上的站姿。

轰隆隆的雷鸣声由远而近。他眯缝着眼睛,看潮水般向他漫过来的三色工衣大*。他主要看红色工衣。有时候他会扫一眼蓝色或白色,如果哪个蓝色姑娘的腿比较长,或者白色小伙的个子比较高一点,然后快速收回视线。大多数时候,他看红色的POLO衫。

其实他根本看不见她。数万名红色POLO,加上数万名蓝色POLO,再加上数万名白色POLO,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涌出厂门,一部分沿环城二路两端散去,一部分跨上过街天桥。纷乱的脚步声轰然作响,气温立刻上升了好几度。每一次,他的眼睛都会被色彩夸饰的三色工衣刺激得受不了,人被反复淹没在三色工衣的潮水中,因为窒息,咽喉隐隐作疼。

他像一块不起眼却执拗的礁石,每一次都站在同样的地方。他两只脚环绕着,一只胳膊从扶手上绕下去,抓住冰冷的栅栏,这样就不会被冲离原地。

和往常一样,这一次也是她先看见他。她挤出人群朝他跑来,脸上带着虚荣满足后的潮红。姐妹们哄笑。她转身冲她们扮*脸,吐唾沫。有过两次,他要她别吐唾沫,这样不文明。其实他不在乎这个。他看到她,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重新有了呼吸。

“录了没有?”她从胸前的搭绊上摘下工牌,问他。

“日他个先人板板,老子今天被周豁皮整惨了……”前面一个男白色说。

“没有。”他替她抵挡着人流的冲击,把她拉到身前,护着她。“快了。但今天没有。”

“还是计划生育证明的事?”她说。

“我弟弟遭勾了,是板材的一个狐狸精。晚上你们帮我扎场子,把钱要回来……”身后一个女红色说。

“嗯。”他说,挥手赶开飘来的烟。身边有好几支贪婪的香烟。

“烂货,娃儿都几岁了,还想母牛吃嫩草……”身后的女蓝色说。

“王大洪,王大洪,八点半到广场,今天教新舞……”有人在人群中高声喊。

她又问了一句什么,话被淹没掉。他们不再说话。说也听不见。他牵着她的手,不让她被挤开。他们被人群裹挟着,下了天桥,再挤过人群,回家。他的黑色T恤在铺天盖地的三色工衣中显得很孤独。

回到出共和新村的家,她先洗澡。他们没有安热水器。谁知道会不会在龙华干下去。他为她提来热水。她冲进阳台改建的卫生间后,他把门掩上,靠在同样用阳台隔出的狭小厨房里,点着香烟,听卫生间里传来的水声。

刚搬来时,他们从楼上她同流水线的工友吴元琴那里提水。后来吴元琴的男朋友朱先勇说,热水器负荷过大,坏了,他们就换了楼下他的同乡老石。每天两桶热水,30公分的桶,每个月给老石十元钱热水费。给钱的主意是她出的,不然老石的热水器也有可能负荷过大。她还提出两人一起洗,这样能节约水。这个办法行不通。他宁可洗冷水。不是0.88平米的卫生间里无论如何容不下两个人,是她太瘦。

他不愿意看她的身体。不忍心。每次看到她瘦骨嶙峋的身体,他心里就难过,胃里一阵痉挛。

“别拖了,回去补个计划生育证明。不然一辈子温不上工。”她在卫生间里说。

“昨天就没有要证明。前天也没要。”他说。他不想离开她,一天也不想。“昨天和前天只招普工。不然我已经打上卡了。”

“听他们说,最近管理工需求量不大。”她从卫生间里露出脑袋,浴帽往下滴着水珠。“其实不一定非在FC。好多电子厂都缺工,你去肯定抢手。”

他不接她的话,脸色阴郁,把烟圈吐出封闭的栅栏外。

“和你商量件事。”水声停了一会儿,她说。

“你说。”他说。

“小珍她们去龙华广场跳舞了。”她说。

“去就去。”他说。

“我也想去。”她说。

“不行。”他说。

“不像你想的那样。”她说。

“我没想。你怎么知道我想了。”他说。

“我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大家都跳。”她说。

“你怎么待在家里了?是我。”他说。

“你真的可以到别的厂找工。你这样是给自己为难,给我为难。”她终于说出这句话了。

他不想和她讨论这个问题。他辞职是为她,她要不明白,就是不讲道理了。倒不是名声问题,普工底薪太低,他不能接受。他在原来的厂是管理工,他想考FC的新干,组长不行,最差应该是线长。如果他们要结婚,他就得挣钱,不能靠她挣。全是因为她,他才辞了工,从观澜跑到龙华来。她怎么会这样想?

他没有回答她。卫生间里水声又响起来。很快她洗完。

他把干净衣裳抱来,隔门递给她。她脱下的红色POLO,他几把给搓了,晾到栅栏前。

她从卫生间里出来,头发湿漉漉的。她的脸蛋红得好看,衣裳也合身——如果不考虑她瘦骨嶙峋的身体的话。

晚饭是炒河粉。他用咸肉炒的。过年从家里带回的咸肉和口蘑,他一般留给她。他想给她好好补一补。

吃过饭,他还是答应带她去龙华广场看跳舞。时间还早,他还是心疼她,不想她不开心。但是,她不能跳,这是原则。

她依然很高兴,换了一件出门才穿的蕾丝套头衫,兴奋地挽着他的胳膊。出门时,她叫了楼上的吴琴和朱先勇。下了楼,她一个劲拉着他往前快走。

天黑以后,那群人在龙华广场集中。有人拖来公放,调试了一会儿,公放正式响起来。一个高个子男青年拍着手,走到领舞者的位置。几个男女骨干自动站到第一排。他们跳起来。

人越来越多。差不多有上千人。全是附近厂里的青工。他们在公放音乐中认真在跳,动作整齐划一。不知道附近驻港部队的*人看了会怎么样。也许他们不看,他们要做俯卧撑。也有人不跳,在广场灯光外的黑暗草地上静静地搂抱着。广场很大。广场外更大。

她投入地看广场中央的领舞者,脸上带着羡慕的神色。有一阵她的胳膊在他的胳膊肘中发硬,轻轻颤抖。

他从高个子领舞者身上收回视线,不满意地看她,再看她的脚。她穿着他给她买的紫色镶金边坡跟鞋,脚趾头像一簇秀气的蒜头,带花绊的鞋跟着公放的旋律轻轻踮动。他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

“什么意思?”他说。

“怎么啦?”她说。

“我已经说了。”他说。

“我又没做什么。”她说。

“踮脚干什么?你那算什么?”他说。

“我很累,你能不能让我放松一点?”她说。

“不要找不愉快。”他说。

“是你找。”她说。

“回家。”他说。

他推开人群往外走,离开广场。有两个穿着滚轴鞋的男青年一脸兴奋地谈论着刚从电讯店里买的新手机,从他面前一掠而过。

她在原地站了一会儿,闷闷不乐地挤出人群,跟上他。

他在马路边等着她,把手伸给她。她先没接他的手,后来接了,任他牵着。他们过马路。

“想不想吃点东西?我带你去美食街。”他问她。

她摇头。

“要不,给你买两只烤生蚝?生蚝补人。”他说。

她摇头。

“说话。”他有点生气。

“说什么嘛。”她说。

“不要*气。没意思。”他说。

“我没*气。”她说。

“还说。”他说。

她把头埋下,过一会儿靠过来,腮帮子依上他的肩膀,手指在他手心里轻轻挠了一下。他放松了。

回到家,他们看电视。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她喜欢“非诚勿扰”。“为爱向前冲”她也喜欢。他想和她说说他考工的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她看得津津有味,他就放弃了。

电视机是他从观澜带过来的。房子也是他租下的。那个时候他的条件多好啊,吃中干食堂,中秋节发月饼,甚至还添置了一部助动车。有什么办法,她在观澜找不到工作,总不能让她一个人在龙华冒险吧?

但他不喜欢她为男嘉宾着急的样子。等第三个男嘉宾出局以后,他关掉电视,要她早点睡。明天还要上班,她累不起。

她没犟,上床睡了。他把明天早上为她准备的一个肉包子、一袋豆浆放进锅里,把晾在栅栏前的红色POLO收进来,用电吹风一点一点烤干,叠好,放在她的仔裤边。她的旅游鞋也烤了一下。这一切都做完,他去冲了个凉,灯关上,这才钻进被窝。

她在那里等着他。她知道他会干什么。她从来不说不,总是依他。她和他在一起不容易。她是和家里决裂才跟了他的。她不能怪家里。他谈过七个,有两个都要结婚了,结果还是吹了,闹得人财两失。有一次他从厂里揣了一把刮刀出来。还有一次他决定结束掉自己。她拿定主意嫁给他,不管家里怎么反对。他都二十八了,她就是六亲不认也要嫁给他,就是死也要嫁给他。她不会对他说不。

他在被窝里搂住她。小心翼翼。每一次,他都害怕她会碎掉。这是有可能的。她是有可能碎掉的。人们喜欢形容一个柔弱的人,风都能吹倒。她就是风能吹倒的那个人。

在原来那个厂,他去人事部领新分来的工人。来来往往的保安和电车工和他打招呼。他看见警戒线外站着几个女孩子,没录上的,脸上带着茫然,她也在其中。保安驱赶她们离开。她们笑着跑过鼓风机。她被阻止在鼓风机前,像夏天水塘边的泽芹,摇晃了两下,无助地坐在地上,站起来,又跌坐下去。她的短发碎裂开,无助地贴在脸上。他的心抽着疼。他撇下新员工朝她跑过去。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下子爱上了她。

“睡吧,我抱着你。”他说。

“嗯。”她说。她就乖乖地睡了。

马路对面的广场传来公放的声音。龙华到处都在跳舞,共和新村、瓦窑排、水斗村、清湖村,凡是有空地的地方,必定有男女青工聚集。

“13跳”之后,警察查封了几个稍大点的广场,不让跳了。警察说,什么时候你们不跳楼了,就让你们跳舞。*府很快干预下来,又让跳了。果然,以后好一段时间没有再发生跳楼的事。

下午五点以后,他去了环形过街天桥。环东二路和油松路还在那里。一长列柜式货车驶出FC厂西门,从桥下通过,驶向罗湖方向,从那里去香港,再装船去更远的地方。

桥上有一个长发男青年,穿着红色的POLO衫,扒在西边天桥的护拦上,百元聊赖地冲天桥下吐唾沫。要是吐到驶过去的货柜车,长发男青年就乐,嗬嗬地一个人笑。驶过去的货柜车没完没了,他总能吐到,这样他就乐个不停。

一群提着行李和塑料桶的乡下青年一脸兴奋地从西边桥上过去。另一队提着行李和塑料桶的乡下青年满是疲倦地从东边天桥上过来。

桥上走光后,长发男青年看见了他。他懒散地靠在正对工厂大门的南桥上。长发男青年看了他几眼,过来了。

“等老婆?”长发男青年说。

“嗯。”他犹豫了一下。

“我也是。”长发男青年咧开嘴冲他笑。

他不想理对方。吐唾沫算什么,FC一天出几百辆货柜车,瞎子也能吐上。有本事往下跳,砸货柜车,嘭一声,那才有品质。

他也不喜欢对方的穿着,明显揩老婆的油。女人穿红色可以,男人穿算什么?他最讨厌穿红色POLO衫的男人。有本事搭绊上吊自己的工牌。

他朝长发男青年胸前看了一眼。长发男青年没有摘工牌,也看不出胸肌,老婆的工衣穿在身上倒是很合适。

“还有两天就出粮了。科技园的取款机又要经历一次严峻考验。”长发男青年知己地说。

出粮有什么,他不在乎。他都坚持这么长时间了。他和别人不一样,靠当月出粮过生活。他不。他还有些积蓄,无非节省一点,不乱花钱,两个月他也拖得起。

他从不去发廊,不频繁换手机,仔裤和旅游鞋是两年前添置的,他坚持得住。

“你和你那口子也不住在科技园吧?”长发男青年继续搭讪。“有老婆的人住在园里不方便。”

他当然知道。FC有让联合国难民署羡慕的单工宿舍集群,宿舍里有空调、电视和洗衣机。但他不愿意她住在宿舍里。他听说过女工宿舍里如何混乱的事。他还听说过一个女工死在宿舍里,两天之后才被人发现的事。他不会让她那样。他要知道她每分钟的呼吸频率。

她只是员一级,没有住房补贴。他认了,三百五十元一个月的房租他掏得起。掏不起他也掏,卖血也掏。

“李明波的女朋友被人勾走了。造作线上一个贵州娃干的。”长发男青年说。“李明波是我老乡。所以我才来接我老婆。以前我才不接。你是哪里人?”

“你说什么?”他收回视线,扭过脸问。

“我问你是哪里人。李明波和我是一个垸子的。你不会是我们汉川老乡吧?”长发男青年开心地说。

“我问前面那句话。”他盯着对方那张挂满脏兮兮头发的脸。

“什么?”长发男青年困惑地看他,不明白他说什么。

他们没有再说什么。长发男青年百无聊赖地离开这边,回到西边的天桥上,扒在扶栏上到处看,也没有再冲天桥下吐唾沫,虽然货柜车络绎不绝。

他就是不放心这个。她是他谈的第八个,够了。总要有个结果。总要有一个结果吧?几十万员工的FC,减去一半女工,剩下的一半全是潜在的危险。他不能把她藏起来。他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谁都能搞定她。风都能搞定她。

他读中专那年,镇上有十二个未嫁女。第二年剩七个。第三年,等他读完中专回到镇上,只剩下三个未嫁的,都跑到珠三角打工来了。

他暗恋其中一个。他读书的时候,她向他送过秋波,还约过他。他不能等镇上其他的未嫁女长大,等不起。他追到顺德,再追到东莞,最后追到宝安。宝安是个好地方,全中国的励志青年都云集此地,但她不向他送秋波了。眼神迷乱,心思不集中,她不知道送给谁。也许送给谁都可以,也许送给谁都不对。她让他离她远一点,别缠着她。

他痛苦了一阵,振作起来。他看出来,宝安不光是全中国有为青年的蓄水池,也是全中国清纯女孩的花园。他以为他如鱼入水,总有收获。可是,快十年了,他还是独身一人,直到遇到她。

九点过后,她才从厂里出来。他没有离开,被三色工衣淹没了两次之后,他仍然站在天桥上。她没有分开人群跑向他,他就等在老地方。礁石等着浪花。

很快解释清楚,是加班,因为这个她才下班晚了。他心里还是不舒服,之前脑子里胡思乱想的念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降解,这个他知道。所以,他没有告诉她长发青年的事,那个喜欢往天桥下吐口水的汉川佬。

她没有提出去龙华广场看跳舞。去也只能赶上尾子,没有必要。

晚饭他为她做了合蒸,咸肉和咸鱼,外加一盆粉丝白菜,煎了虾酱。她必须多吃一点,加强营养,这样她才能够尽快结实起来。

她很累,没有胃口,但吃得很开心。她把鱼肚子上那块没有刺的夹给他。他再夹回给她,肉夹烂,埋进饭里。他让她告诉他今天她经历的事情,详细地告诉。她急着给他讲她打听到的情况。FC最近的确只招普工。是安环课一个台干告诉她的。她的意思是,他可以先去别的厂。他出来快十年了,干过的工种数不清,到哪个厂都抢手。等FC招管理工了,他再过来。

台干是FC自己的人,台干的话比较可信。他在FC见工半个月,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不会去别的厂。他就是要进FC,别的厂给个中管他都不去。

“你这样给我很大的压力。”她停下来,不吃了。

“是我压力。我说了不要你挣钱。你只挣一部分就行了。一小部分。”他说。

“究竟为什么?”她说。

“你还问。”他说。

“你这样让人受不了。我都受不了了。”她说。

“再吃几口。瘦的不腻。”他剥下一块咸肉,把瘦的部分夹到她碗里。

“求你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她快哭了。

“你还不明白?”他说。

“你不要老想着监视我,好不好?”她急了。

“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他说。

“我那是正常说话。不可能我不说话吧?我说了什么?”她说。

“你自己清楚。”他说。

“我不清楚。我都让你和张国奇对质了。对出什么了?”她说。

没对出什么。他那样做很傻,当众出丑。一大群红色POLO衫,还有蓝色和白色POLO衫,胸前或胳膊上一律吊着FC的工牌,他们站在那里,站在受到中伤一脸委屈的张国奇的身后,那种眼光真是可以杀人。

但他不甘心。要是这样,台干又是怎么回事?台干比其他人更不要脸,他们以为自己是珠三角的拓荒者,高人一等。被台干迷惑的人还少吗?那些血汗工厂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他想知道台海战争什么时候打,福建需不需要支前民工。

他看她的手机。她的手机安静地放在床头。今天好像一声都没有响,连信息声都没有,这不正常。要是这样,她要手机干什么?他已经不在观澜了,和她在一起了,她可以用他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用不着有一个手机。

她哭了,嘤嘤的,哭一会儿撑不住,从放着菜盆的凳子边退开,窝到床上,把枕头抱起来哭。她身子弱,累不起。还有,他规定,她可以哭,但声音不能太大。出租屋一砖的墙,不隔音。好在房间不大,只有30平米,她能够做到。

她是哭着睡着的,衣裳没脱,人窝在床头,怀里抱着枕头,像一只没见过世面因而害羞的麻雀。他坐在那里,听着广场上那台公放突然停下来,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他想他们散了,回去睡觉了。只是她在梦里还在抽嗒,委屈得要命。

他站起来,把凉了的饭菜收进厨房。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抬手抽了自己一耳光,又抽了一下。他的脸火辣辣的疼。他想够了没有。他那么想了,把脑袋抵在墙上。那里有一片污浊的水渍。他用力在水渍上撞了两次。

有一阵,他满眼冒金花,过了一会儿好多了,眼眶里的泪水一点点收去。

他把她的红色工衣洗了,用力拧干,用吹风机一点一点吹去水份。他解开衣扣,把还有一点潮气的工衣贴在胸膛上,靠在栅栏前。他看马路对面空无一人的广场,灯光下,那八匹欢快的马儿老也不肯放下蹶起的蹄子,好像它们很眷恋这个地方,要是放下蹄子就收不住,它们就必须离开这里似的。

楼上吴琴气恼地喊了一声,然后是朱先勇小声的说话声,好像是在陪罪。楼下有什么东西跳动的声音,然后是孩子咯咯笑着到处跑动,是老石那个捣蛋的儿子。

他把烘干的工衣从怀里取出来,叠好,回到屋里,把工衣放在她的仔裤旁。他拿起她的仔裤闻了闻。他决定明天把她的仔裤洗了。

他上了床,平着身子躺下。她捧着自己的脸,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什么不愉快的梦,鼻息短促,频率不稳定。他慢慢转过身,面向她,在黑暗中看了她一会儿,伸手为她脱衣裳。

她动弹了一下,睁开眼睛,看清楚是他,放心了,闭上眼又睡。他把她搂住,一点点搂进怀里。他的手指在她的背上,瘦削的背,比山峰尖锐的背。他知道那里有一块伤疤。是她六岁时和弟弟争一只鸡蛋,她父亲朝她掷出一支燃烧的青杠木,它灼伤了她。

她在梦中抽嗒了一下。他停下来,憋住气,一动也不敢动。她没有破碎,至少这一次,她没有。他想她都做了一些什么呀!他有些发抖,比她更委屈。而且,他心里涌出对她无限的疼怜和温情,怎么堵都堵不住。

她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牵挂,是他的家。如果他能寿终正寝,他要和她在一起;如果不能,他要为她去死。他就是这么想的。

他瞪大眼睛,一动不动地搂着在梦中啜泣的她,一遍一遍在心里想着,直到熹微渐渐涌入屋内。

下午快六点的时候,环街天桥上的人流开始多了。上班的三色工衣大*进厂后,天桥上空了一段时间。他看见了那个小个子青年。

小个子穿一套“李宁牌”运动衣,背着一个巨大的挎包,手里拿一只木架。这个其实没什么。进厂的人数以万计,他得抓紧天桥护栏才不至于被踩成粉尘。他转过身,背对着过桥的人流,他就是这样看到那个小个子的。

小个子在天桥下,就在他脚下。小个子在马路边蹲着,从巨大的挎包里拽呀拽,拽住一堆桔红色的东西,摊了一地。然后小个子撅着屁股在那儿往桔红色东西里打气。桔红色的东西慢慢胀开,鼓起来。原来是一个安全气垫。

小个子把气垫充足气,从挎包里掏出一团红布,抻开,绑在木架上。小个子走到马路上。上下班高峰期,来往车流很大,它们不耐烦地响着喇叭。小个子不慌不忙,看也不看顶上鼻子的车流,把绑着红布的木架支在马路上。

他不明白小个子要干什么。他看清楚了红布上写的字。“施工重地,车辆绕行”。红布上就是这么写的。他看见小个子退回人行道,拖着气垫往马路上走。一个人,有些吃力,但他也做到了。

小个子把气垫放在红布架子前,退后两步,打量了一下距离,重新移动了一下气垫,再度退出马路,从地上拿起空了的挎包,背上,朝天桥上走来。

上班的三色工衣早就走光了,还有五分钟,也许还有八分钟,下班的三色工衣大潮就会从另一边涌来。

天桥上没有人,只和他和小个子。他看见小个子低着脑袋,往一只胳膊上绑扎着什么,样子很认真。也许感觉到有人在看,小个子抬头看了一眼。两个人的目光撞到一起。小个子很快低下头,继续绑扎,然后在挎包里掏着什么。他闻到一股汽油味。

FC下班了。三色工衣大*潮水般涌出巨大的厂门,气势汹汹朝天桥涌来。上万名红色POLO,加上万名蓝色POLO,再加上万名白色POLO,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涌出厂门,一部分涌往环东二路和油松路,一部分跨上过街天桥。纷乱的脚步声隆隆作响,气温立刻上升了好几度。他被淹没在三色工衣的潮水中,因为窒息,咽喉隐隐作疼。

他还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他转过身,这样环绕着的两只脚就有些松开,抓住冰冷栅栏的手也有些松动。他看见了那个小个子。

小个子出现在南边天桥上,他爬上护栏,面向FC大门,摇摇晃晃地站住,这样不但他,别人也能够看见他了。

小个子手里握着一只简易的扩音装置,冲着扩音装置喊了一句什么。他的声音被三色工衣大*制造出的巨大声音淹没掉,嗡嗡的。他看见小个子低下头摆弄了一下扩音装置,重新送回嘴边。

“孙爱芳……”小个子冲着简易扩音装置喊。

这一次,他听见了。附近的一些三色工衣们也听见了。也许更多的三色工衣没听见,他们正忙着说话,或者惦记着赶紧回家。也许更远一些地方的三色工衣没听见,比如沿着环东二路分流的,还没有涌上天桥的,他们没听见。但没有什么,小个子手中的简易扩音装置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啸声,接下来,他通过扩音装置喊出来的话,他们应该都能听见。

“孙爱芳,孙爱芳,我知道你在。我知道你在这里,在他们中间。”小个子喊。

湍急的人流打了个结。有人驻下脚。更多的人驻下脚。他们扭过头,或者不用扭头,看摇晃着站在南边天桥护栏上的小个子。有两名治安协管员拼命朝这边挤。天桥上顷刻间爆满,他被膨胀的人流压在护拦上,喘不过气,他的肋骨被人撞疼了,一只鞋也快脱离脚。

“孙爱芳,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你不要不耐烦,我只说一句,从此以后你就解脱了。”小个子对着扩音装置喊。“我爱你,孙爱芳,做*我也爱你!”

人们开始有了呼应,鼓掌、吹口哨、吆喝着起哄。有人在努力拉开圈子,为小个子撑出一个舞台。他被退过来的人群压在护栏上。他呼吸困难。他已经坚持不住了。礁石要被冲垮了。

接下来的事情谁也没有想到。一团火苗冒出来。是小个子。他举着顷刻之间燃成火炬的拳头。他把它高高地举在头顶。他那张扭曲的脸在飘摇的火光中显得有些不真实。他朝人山人海的三色工衣中茫然地看了一眼,举着火炬纵身跃下天桥。

人们发出一声喊。浪头突然退回去。他被解放出来,喘着气拼命咳嗽。有人朝马路上大叫。那里刹车声响起一片。

他不是第一个跑下桥的。他在桥上摔了好几个跟头,手掌被划破了。他其实一点忙也帮不上。马路被截断了,治安协管员朝人们喊叫着,他根本挤不进人群。他觉得他应该去那里。他和他是一路人,只是方向不同,但他应该去。

谁也没有留意马路上的安全气垫是什么时候被搬开的。小个子直接摔在水泥地上,一辆来自油松路方向的载重车把他撞得飞起来,再从他身上辗过。空气中弥漫着强烈的汽油味,但火肯定是没有了。

这一次,他看见了她。是他先看见她的。天那么黑,他却从三色工衣中一眼就认出了她。

她也看见了他。她离开她那些流水线上的姐妹,朝他走来。不是跑,是走。

他朝她微笑。本来笑不出来,但他认为应该笑一下。他觉得自己有理由朝她微笑。不管怎么说,他还在,站在南桥上。汽油味和火焰都消失了,他还在。他没有注意到,她的脸色不好,比平时更苍白。

他握住她的手,紧紧握住,为这个他有些粗鲁地挡住了一群朝他们涌过来的三色工衣。

“出了什么事?”她朝天桥下闪着顶灯的警车看了一眼。

“没什么。”他说。小个子已经不在了,已经被先前离开的急救车带走了。他打算以后再告诉她这件事。她胆子小,他不想吓住她。

她不再问什么。这和平常不一样。他感觉到她的手心里一点汗也没有,它在他的手掌里软弱无力。她累了,他心疼地想。

他们回到共和新村。他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她也没有朝马路对面的广场看。这个时间有点长。走到村楼下的时候,他忍不住把事情告诉了她。

“我录上了。上午就录了。”他说。

她站下来,借着马路边微弱的路灯看他。

“是普工。但没什么。就普工吧。”他说,咽下一口唾沫。

她还在看他。她的半边脸在路灯的阴影里,看不清。

“我问过,三年晋升一次。我会比别人快。我有把握。”他自负地说。他不用汽油,不用点燃,不用纵身一跃,照样能够做到。他的确和小个子的方向不同。他就是要和小个子的方向不同。他觉得他要谢谢小个子。他应该谢谢他。

她没有说话,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他。

他想,没事的,他们终于在一起了。她会很快摆脱掉伤感,他发誓他会做到。他们两个加起来能挣三千多,如果尽可能的加班,能超过四千,够了。只要他们在一起,什么苦他都不怕,他能挣更多的,他会这么做。

“你怎么了?”他还是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他有些心神不宁,觉得附近什么地方还有汽油味。

“没什么。”她说,扭头往楼里走。

他有点儿心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会是台干的事吧?这么一想,他怒火中烧,赶上两步,追上她。

“到底怎么了,你说。”他说。

她不回答他,径直上楼。老石在炒菜,问他们昨天怎么没来提水。他没有理老石。他觉得热水不重要。他觉得昨天也不重要。他觉得除了她,什么都不重要。

回到家,她才给他说,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把门关上,关好。他要求过,注意影响。一砖厚的墙,他们要注意影响。她告诉他的事情其实不是他想的那样。没有什么台干的事,没有。她只是辞工了。如果还需要说明的话,她是今天上午辞的工。自退,当月薪水自动放弃。

“为什么?”他说,怎么都没有明白过来。

“你去哪个厂,我就跟你去哪个厂。我就是这么想的。”她说,哽咽了一下,身子发软。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是不明白。

“那你要我怎么办?”她朝他喊。“你知不知道,我害怕下班,害怕上天桥。每次上天桥,看着你靠在那儿,扒着护栏,被人群淹没掉,又淹没掉,我怎么都看不见你,我就觉得呼吸不过来,我就想死!你要我怎么办?”

他愣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她。现在他明白过来,为什么这一次她没有向他跑过来,而是走向他。她的脸色本来就不好,但今天尤其糟糕。她把自己辞了,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都不说话。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天在渐渐黑下来,直到马路对面的龙华广场上响起公放的声音。

她起身去拿外套。先拿了一件,丢开,又拿了一件。

“你去哪儿?”他问。

“广场。”她说。

“干什么?”他说。

“跳舞。”她说,低头找鞋子,他给她买的坡跟鞋。

“不行。”他说,觉得自己很无力。

“我要去。”这一次她没有妥协。

“站住。”他说。

她已经走到门口了。他追上去拉住她。屋子很小,这很容易。她用力甩动胳膊,想甩开他,但没有做到。

“放开我。”她说。

“不许去。”他放开了她。

“偏要去。”她去开门。

他不想那么做,不想她破碎掉,就算什么结果也没有,他也认了,但他必须阻止她。

“你给我听好,我只说一遍。”他把手举起来,像是要阻止那道门,然后他想到那只举起来的火炬,又气咻咻地放下。“我只说一遍。关于去广场跳舞,有两个原则。”

“你说。”她盯着他,身子轻轻地颤抖。

“第一,不许把衣裳最上面的那颗扣子敞开,不要露出你的脖子。”他说。“还有,以后上下班,不要和白色工衣走在一起。蓝色的也不要。”

“就这两个?”她说。

“一个。我说了,这是第一。我刚才说的。”他说。

“扣子是第一,白色工衣和蓝色工衣是第二。”她说。

“不要犟嘴。你总是和我犟嘴,我不喜欢这样。”他说。

“那你说清楚。”她说。

“我已经说清楚了。我现在就在说清楚。”他感到三色工衣大*向他涌来。礁石在发出断裂的声音。她还在犟。她想干什么?“不要打断我的话。”

“好吧。”她脸色苍白,靠在门上。她只想离开。她快坚持不住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他问自己。他不是问自己。他什么都清楚。没有什么他不清楚。问题是,怎么是两个原则呢?还有,谁允许过他有原则?他悲伤地想。他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外面传来公放的声音。是《走进新时代》。那些人又在跳舞了。高个子领舞者。站到第一排的骨干男女。他和她都知道,接下来会是《复兴之路》。

他站在门口,她靠在门上,他们谁也没有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明白。

选自《当代》年3期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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