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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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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党为复兴革命运动的艰苦斗争

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在如何认识这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认真加以解决。年11月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尽快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已刻不容缓。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都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六大召开前,中共中央进行了必要的准备。4月2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邓中夏、项英、任弼时。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关系等问题。与会者基本同意共产国际决议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认识到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承认中国革命形势不是高潮,革命发展不平衡,同意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上。但此时中央一些领导人还没有完全认清“左”倾盲动的错误。

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1]亲自予以指导。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正确地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2]。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大会分析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指出:“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

大会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个时期,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反革命势力超过工农。由于帝国主义势力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的特权,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在向前发展,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也在日益发展,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为了完成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任务,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大会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为此,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地领导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大会总结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大会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大会纠正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并且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是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

大会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大会决议案在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的同时,进一步批评党的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认为这种错误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要害是放弃革命领导权。决议案在基本肯定大革命失败后党所进行的斗争的同时,批评了“左”倾盲动错误,并着重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由3名委员、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审查委员会。大会闭幕后,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7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3]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斯大林在对中共六大的指导中,没有认识到导致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基本问题产生错误认识的,正是他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中对中国社会阶级的不正确分析。六大以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作指导,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矛盾的情况,即一方面正确地认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另一方面则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样,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把应当争取和可能争取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推到敌人一边,在政策上则容易出现混淆革命性质的“左”倾错误。

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六大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真正联系起来,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而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因此,大会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六大虽然承认当前没有革命高潮,不具备立即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但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革命低潮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到那时可以发动武装起义,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以至整个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4],影响到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是后来六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虽然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任务,但仍把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本来,由中国特殊的社会阶级构成所决定,尤其是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要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要在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和途径,解决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然而,六大却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大会发展了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正确认识,继续片面地强调注意中心区域和城市党的发展和巩固工作,吸收广大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建立坚强的工厂支部并健全支部的组织和生活,改变工农成分的比例,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片面追求“工人化”,要求工人要占多数。在有选举权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41人。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

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后即年4月至9月期间,留守中央在国内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开展反日运动,同时反对英国、美国乘机加紧对中国渗透和控制,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山东、东北的权益给日本;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加强城市工人运动;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注意组织农民暴动;派得力人员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加紧士兵运动;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及时传达和贯彻党的六大开会期间对国内工作的指示电,等等。这些工作,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媚外政策,争取群众,对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城市职工运动和农村斗争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留守中央对谭平山、邓演达等领导的中华革命党[5]采取公开方式进行斗争,是一种“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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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哈林(-),苏联人,俄文原名Н.И.Бухарин。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等职。年被开除党籍,次年以“叛国罪”被处死。年苏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他平反。

[2]六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3]向忠发(-),湖北汉川人。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在党的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年6月在上海被捕叛变,随即被国民党枪杀。

[4]“第三时期”理论是年7月至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正式提出的关于世界革命形势和任务的理论。“第三时期”的提法,此前出现于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这种对世界形势的估计被中共六大接受,写入大会的《政治决议案》。这个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划分为三个时期:-年为第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严重危机,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时期;-年为第二时期,即资本主义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的时期;年以后,进入第三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的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必然引起战争,战争引起革命,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为此各国党应当反右倾,实行进攻路线。这一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

[5]通称为第三党。该党先后改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年8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年11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年2月)。

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部署各地武装起义的同时,还努力整顿遭受严重打击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指导党组织转变斗争形式。经过努力,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恢复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中央的派出机关。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北方局,派王荷波、蔡和森到北方,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整顿顺直、山东、山西、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等地的党组织;决定由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等组成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未到职),下设军委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在周恩来等未到职前,由张太雷、杨殷等组织临时的南方局;决定设立长江局,以罗亦农为书记,负责长江流域党的工作。在建立派出机关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派巡视员到各地,实际指导地方党组织迅速转入秘密状态。

鉴于以往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教训,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好地下工作,中共中央建立起一套秘密工作制度。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规定党的组织形式要适应秘密环境。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秘密工作守则。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又提出党的秘密机关社会化和党员职业化的问题。这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其目的是利用职业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掩护,使党组织和党员能够长期埋伏,并在群众的掩护下开展工作,不断发展革命力量。

经过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努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各地党组织得到恢复和重建。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广东、浙江、福建、顺直、河南、陕西、广西等地的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得比较快。在山西、山东、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和东北三省等地,党组织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在各地还建立了一些特委。到党的六大召开时,党的地方组织有12个省委、3个临时省委、多个县、市委。这些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对各项工作尤其是各地武装起义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共产党人经过顽强斗争,逐渐从大革命失败时遭受严重打击的状况中走出来,收拢党的队伍,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同时,逐渐学会做秘密工作,形成了一套秘密工作制度。遭受严重挫折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斗争,又重新发展起来了。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党组织的状况与党所担负的任务还远不能相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不断遭受摧残。湖北省委在年一年中遭受三次大破坏。广州起义后,广东的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同年,湖南省委被两次大破坏后,在省内无法立足,只得迁往上海。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委同中央失去联系。保存下来的一些党组织,也存在或消极涣散,或“左”倾盲动,以及无组织无纪律、脱离群众等问题,党员中则滋长了相互抱怨和不信任的情绪。党的六大针对党的建设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方针。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提出要“注意中心区域党的发展”,加紧“建立地方党部”,要注意发展党员队伍,努力做到党员职业化,“吸收广大的积极的产业工人分子入党”。

党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回国后,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年9月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常委会,讨论了广西、河南两个省委的改组和充实问题。从这时到年底,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常委会,讨论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广东、浙江、山西、云南、福建、四川、满洲、山东、陕西、顺直等省委的组织问题,对这些地方党组织的改组、重建、充实,作出切实可行的指导。中央还派周恩来等到顺直、江苏,处理久拖不决、十分棘手的顺直问题[1]和江苏问题[2]经过不懈努力,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到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增加到6.93万余人,产业工人支部达到近百个。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的状态中挽救出来,并已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主要的城市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到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人数已达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基层党的支部也有了很大发展,仅产业工人支部即增加到个。

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斗争的开展

党的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中党的秘密工作加强了指导,强调党的工作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等。这些指导意见和措施的实行,有利于处在困难境况下的各地党组织和群众斗争逐步得到复兴。这集中表现在工人运动方面。

中共中央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为加强中央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设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健全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将指导上海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决定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参加江苏省委,并组织以周恩来为首的巡视上海工作委员会和以项英为首的全国总工会巡视上海工运委员会。中央在对各地工人运动的指导中,注意纠正“左”的倾向,贯彻党的六大关于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精神。在策略指导上,强调要重视工人日常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应注意运用正确的策略。在组织形式上,强调要加入黄色工会,争取群众。为了争取群众,提倡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和能够利用的合法条件。由于中央重视,党的六大路线和工运策略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得到贯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受沉重打击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突出表现,是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日浪潮。年发生的济南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无比愤怒。惨案发生后的一个时期内,许多城市的工人群众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禁止,纷纷开展抵制日货以至罢工等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在上海,各工会召开代表大会,提出严正的反日要求,并开展颇有成效的抵制日货活动。在长沙,海员和码头工人积极参加湖南全省的对日绝交运动和持续半年之久的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大金码头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汉口,日本租界和日资企业的工人余人,为抗议驻汉口日本海军陆战队炮车撞死中国人力车夫而举行的罢工坚持半年之久,迫使日本领事答应道歉、赔偿等条件。在山东,积愤已久的青岛日商纱厂2万余工人,在年6月举行为时四个月之久的反日大罢工。席卷全国的反日斗争,是自五卅运动以后又一次规模宏大的反帝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气焰。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各地工人争生存的斗争增多,而且这种斗争取得胜利或部分胜利的比例有所增加。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和革命工会在领导工人日常经济斗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取得一定成效。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年下半年,上海发生的94起罢工中,由资本家方面引起的占32%,由工人反抗引起的占60%。斗争结果,工人完全胜利的占25%,相当胜利的占19%,失败的占13%。从工人罢工的实际结果看,贯彻党的六大的工运策略,也取得了成效。例如,年10月,上海邮务职工为改善薪津举行的大罢工取得胜利。这次斗争震动上海,波及全国。年4月,唐山开滦五矿10多万名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大罢工,迫使矿方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10月,武昌福源纱厂等工厂的工人先后举行数十次反抗资本家和当局压迫的斗争,推动了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复兴。特别是年6月上海法电工人持续57天的大罢工,利用合法手段,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最后取得了胜利。

工人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再一个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有所恢复,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党的六大以后,各地党组织深入工人群众中做组织和发动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派常委分赴各中心城市和铁路、煤矿、海运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帮助建立工会。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到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4万人。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左”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从总体上看,工人运动的规模不是很大,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不是很多,工人斗争还带着明显的防御性质。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仍然很弱小,远没有实现党的六大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目标。

这时,农民的抗租、抗粮、抗税等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已有的专门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特科的领导。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的中央特务委员会(简称中央特委),作为这方面工作的决策机构。特委下设特科,执行具体任务。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委在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党的六大以后,党还与陈独秀等人同中国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结合而成的托陈取消派进行了斗争。

中国托派的最初来源,是直接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的少数中国留苏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于年底和年先后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大力宣传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虽然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战略策略的认识,则是错误的。他认为,在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产党员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之前,中国的无产阶级就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由于没有革命高潮,中国共产党不应当组织红军,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关税自主,没收中外资本家的大企业和工厂,准备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这一看法,得到陈独秀的认同。这是陈独秀参加中国托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停职而离开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回到上海后,他一面按照中央的要求,经常写一些文笔犀利的杂文,以“撒翁”的笔名发表在党的刊物上,揭露鞭挞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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