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九凤山公园的九头鸟雕像
作者：吴余
转自：大象公会（ID：idxgh）
湖北人这个诡异的别称，与楚文化、张居正、汉口的商业地位都没关系，它真正的原因，你一定想不到。
在中国地图炮业界里，湖北人的地位长期尴尬。比起四周安徽、重庆、河南、湖南这些地图炮常客，湖北人的特征一直不清不楚，只有一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人尽皆知。但要说「九头鸟」意味着什么，连湖北人自己都说不清：狡猾？精明？奸诈？干练？连是褒是贬都有争议。不少热爱家乡的湖北人，将这句话解释成湖北人更会做生意，扯上先秦楚文化以及乡贤张居正的事迹，并引以为豪。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湖北人为什么会被称为「九头鸟」？
湖北人，狡猾狡猾的
今天的湖北人，对「九头鸟」抱有相当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在多数外地人嘴里，这听着实在不像什么好话，好在含义模糊，没有「偷井盖」「来信砍」那样明确的指向性。但随着流传日久，「九头鸟」已然成为湖北人的代称。不少人将其解释成精明强干的美德，将其升格为地域认同的标志。最典型的，就是开遍北京的九头鸟酒家。不过，湖北人热烈拥抱九头鸟，实在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数十年前，「九头鸟」无疑是和「来信砍」一样的地图炮专有名词。如据前国*将领、湖南人文强回忆，他在*埔*校与林彪互殴时，就以互骂「湖南骡子」「九头鸟」开场。年，毛结识舞蹈演员、湖北人孟锦云后，戏称其「小九头鸟」。孟赶忙岔开话题：「九头鸟不好听，怪可怕的。我们武汉的*鹤楼您去过吗？」事实上，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确定，「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最早出自清末民初笔记汇编《清稗类钞》。从一开始，它就是贬义的：
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
可见，「九头鸟」自始就是讥讽湖北人狡猾多诈的。这也恰好与「奸*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的俗语相证。
▍明刊本《山海经》中的「九头鸟」
而在民国时代，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湖北人刁蛮、好斗。如学者兼作家林语堂，便在其地图炮名著《吾国与吾民》中写道：
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更典型的事例出自蒋介石。据《武汉文史资料》，年6月，蒋介石在会议上大骂湖北官员搞内斗：
从前，北洋*阀把湖北省当做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把省*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真是难缠得很！
对于这种地域偏见，热爱家乡的当代湖北人想法设法打圆场。流传最广的一种辩解是，这是因为湖北人张居正在明朝推行变法时重用了9位湖北籍官员，反动派便以「九头鸟」攻击正义的湖北人。只是，这在历史文献中完全没有证据。看起来较合理的另一种解释是，这是因为旧时武汉为九省通衢，湖北人较早从事商业，善于做生意，因此给外人留下了精明狡猾的印象。
▍年代的武汉街头
但事实是，直到晚清民国，湖北本地人在当地商业中的参与比重都非常低。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张之洞也认为：「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更加尖锐：「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可见，湖北人善做生意只是现代想象。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rdinandvonRichthofn，-）
不过，李希霍芬的说法，却很可能从另一面接近了事实真相：在「九头鸟」的说法出现的时代，湖北人无疑是全中国最狡黠刁悍的农民。
北有「*泛区」，南有「长泛区」
提及地理环境塑造行为模式，行为模式造成地域偏见，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无疑是「*泛区」。由于*河和淮河的定期泛滥，当地居民无法稳定的积蓄财富，长期以来形成了注重短期行为、为生存不择手段等行为偏好，进而导致周边的河南、安徽、苏北成了地图炮常客。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类似的故事并不止发生在*泛区。在长江流域，也有一块洪水定期肆虐的地带，这就是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因地势低洼，长江和汉江带来的泥沙在此形成冲积平原，因此得名。清末民初，其居民占湖北人口的一半以上。「奸*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涉及到的三个地名都在这里。
▍江汉平原也是全国湖泊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年代尚有湖泊个，占总面积的1/6，湖北省也因此被称为千湖之国。图为《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江汉平原地貌类型。
自古以来，江汉平原都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洪灾最频发的地区。长江在此称为荆江，水流缓慢，河道蜿蜒曲折。汉江也有「曲莫如汉」之说。每到汛期，排水不畅，大水极易漫过或冲破河堤。年代的调查表明，江汉平原核心地带约有3/4的耕地处于洪水位线以下，直接或间接受洪水影响。这意味着，应对洪灾在当地居民的行为模式中占据重要一环。与*泛区高度相似的是，江汉平原的居民历来有不好积蓄、耕种技术粗放的民俗传统，地方志里的类似记载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民国。这显然与定期肆虐的洪水直接相关：洪水一来，一切都付之流水，积蓄毫无意义。不过，比起*河和淮河，长江和汉江带给当地居民的并非只有灾难。河流的泥沙带来了肥沃的耕地，即便考虑危险的洪水和粗放的技术，留在家乡耕作也是值得的。
▍沔阳地区的一句清代民谣是最好的佐证：「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是一年丰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洪水发生在夏季而非秋季，灾后往往还能赶种一季水稻。即便尽成泽国，由于渔产丰富，农民也可以改当渔民。因此，江汉平原虽然频频遭灾，其居民并没有像*泛区那样，大量变成「响马」、盗匪和流民，转而侵扰周边地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湖北农民就可以安贫乐道下去。因为在整个清代，江汉平原的大灾频率一直在提高。据地方志统计，当地洪灾从康熙朝的平均3.2年一次，到乾隆朝的2.7年一次，再到道光朝的1.5年一次。这是因为，随着明清以来的「江西填湖广」和人口增殖，江汉平原的人口从明末的万增长到19世纪中叶的0余万。为了养活人口，当地居民在数个世纪中大规模围垸筑堤，将原来的江滩、湖泽变成耕地。但围垸越多，容水空间便越小，大水就越容易破堤而出。
▍清代《湖北省江汉堤工图》
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使当地居民间的关系越来越接近零和博弈。而越发肆虐的洪水，则会频繁打破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几乎每次洪水，都会迫使人们为了土地和生活相互争斗。随着洪灾频率越来越高，围绕洪灾的民间冲突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常态化。人畜无害的湖北农民，由此逐渐变成了以狡猾刁悍著称的「九头鸟」。
江汉平原暴力史
江汉平原上的农民械斗，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成化年间（15世纪后期），这正是「江西填湖广」起始之时。土客矛盾为江汉平原上的暴力埋下了最初的种子。不过，围绕田土、湖权（即湖区的采集、捕捞权）归属的争议，要到清代中期（18世纪后期）陡然增多。这与前述洪水频率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明清时期，官府解决土地纠纷，主要依据为征农业税而编订的官册。即所谓「控争田土以钱粮官册为凭」。但在江汉平原，这种凭据却常常失效：因为每次洪水冲刷，都会极大改变当地地貌，要么冲毁田界，要么使田地变成湖泽，要么使湖泽露出水面变成淤地。
▍年7月，汉江洪峰正通过江汉平原
如此频繁的地貌变化，官方的土地登记完全跟不上，更无从作出让各方信服的处理。其结果是，每次灾后，土地和湖区秩序就会陷入无*府状态。农民之间对田土、湖权的争夺，只能用暴力分出胜负。在传统社会下，他们能仰仗的，只有宗族的力量。江汉平原上的宗族豪强由此逐步坐大，江汉平原也成为南岭以北宗族械斗最为集中的地区。又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后，湖北地方的*事化，每次械斗都能动员大量鸟枪土炮，打得血光四起。如汉川豪强*氏，就曾与其他宗族为控制汈汊湖相争几个世纪。年前，该县各大族都训练有一群打手、储有武器，随时准备械斗。汉阳县内亦如此。宗族械斗在清末民初频繁发生。如在年，当地郑、周两族械斗，双方都有二百多青壮年参加，造成大量死伤。宗族械斗甚至在解放后仍在继续。如年，汉川严氏出动43只渔船共人与天门肖氏械斗。即便宗族衰落，乡村干部也继续组织械斗。年，沔阳、汉阳民众为争湖草爆发械斗，沔阳方的人系由县领导召集。不过，宗族间的战争不只会用蛮力。频繁的告官、上访，是斗争的另一种武器。清代以来，湖北人素有「健讼」的恶名。在湖北做官的名臣于*就说「楚*健讼，从来久矣」，湖广总督毕沅说：「楚北民气浇漓，讼风最甚」，连乾隆都在手谕中痛斥：「楚省民情刁悍，素以健讼为能」。传统社会的官方价值观是「息讼」，爱打官司的都是刁民。但这些告官的湖北人也的确不是省油的灯。由于土地所有权难以确定，诉讼各方大量伪造陈年地契，你拿出康熙年的，我就拿出崇祯年的，让地方官很是头疼。更让地方官气恼的是去北京上访的刁民：这些刁民肆无忌惮的编造地方官贪赃枉法、谋财害命等剧情，只求能耸动朝廷，让案件得到受理。甚至，械斗和告官，被很多宗族打成了组合技。常见的情况是等对方手里有了人命，就抬尸告官。长年累月下来，不少人甚至总结出「若要官事赢，除非死一人」的经验，动员年老的宗族成员在械斗中主动送命。下面这段供词，就是乾隆四十四年（年）湖北天门的一起儿子杀父亲的案例：这种看似与宗族价值观完全相悖的惨案，在江汉平原持续发生。仅年至年，在洪湖地区一个镇里，就有18人在械斗中被自己人打死。这是因为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当地宗族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家庭伦理。例如在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