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们究竟能否战胜疫病，疫情究竟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从根本上要靠防疫知识的积累、创新和应用。事实上，在疫情防控期间，除了救治病人和动员社会力量，更重要的是防疫方书的编撰和传播，是新旧防疫知识整合流变的过程，使得各类防疫医方进一步走向专门化、系统化、通俗化，从而推动防疫知识的普及应用。
这既为前述两类防疫实践的展开奠定基础，也对提高社会整体的防疫意识和防疫能力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防疫方书是防疫知识选精集粹、化零为整的重要文类防疫知识特别是防疫医方的持续专门化、系统化，是疫情防控的内在要求。
救治染疫病人，遏制疫情蔓延等，都需要时效性强、针对性强、传播速率高的防疫知识，而方书是兼具这些特征的最主要的医学文类。在清代疫情防控过程中，搜集、整理、甄别、汇编、糅合、精选新旧疫病知识等，编辑、刊行和传播新的防疫方书，是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之一。
因此，当疫情来临，对相关知识特别是那些具体而有效的救治方法加以搜集、整理，使其集中后再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推广，是许多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都青睐的一种应对疫情的策略。
比如，出现频率较高的烈性传染病天花，自汉代以来便不断流行，虽然明代中后期已有人痘接种法来防治，但由于每个病人的病情、体质等存在差异，加上不同的医者对天花病症的辨别、用药规范等有不同的认识，人们应对天花的医疗实践实际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历代相关的方书层不出穷，如何让人们在染病后便捷地获取对症的疗法，就成为天花流行期间的一个重要问题。
明末清初，天花盛行，出现“世之治痘疹，几微不得当，而遂致生者死，寿者夭，比比皆是”的现象。康熙十五年（），安徽休宁人吴学损将明代翁仲仁所著《痘疹金镜录》以及他的家藏秘本《痘疹百问》《痘疹心法》和相关图画等合编为一书，取名《痘疹四合全书》，以便人们采用正确且合适的疗法，减少误诊误治。
道光时期，山东济南士绅侯功震涉猎医学，尤其精于痘科。他认为历代治痘名家的方论有所长也有所偏，因而“搜罗群书，采择要言，选集良方，汇为一编”，最终撰成《痘疹大成》一书，以达到“无一偏之弊”的效果。
对于新型疫病，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中筛选、试用、改进可能有效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染病人群，以及将针对新疫病研究试验出来的各种新疗法尽快广泛传播开来，是救治病人、遏制疫情的必要举措，在没有发达通讯技术的条件下，编撰、传播相关方书是最简便易行的方式。
比如，烂喉痧、白喉等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是入清后出现的烈性传染病，在清代中后期频繁引发重大疫情。诸多医生、官员、士绅等遇到此类疫情后，都不约而同地搜集、整理、筛选、总结古今医书中的相关知识和疗法，编成简易方书供人们参阅。嘉道以降，烂喉痧盛行于江南地区，苏州医生金德鉴不幸染病，病愈后他潜心研究痧症诸书。
可见，无论是常见疫病还是新型疫病，防疫知识特别是防疫医方的整合是疫情防控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其直接目的是面向公众宣传普及相关知识，让尽可能多的人尽快应用相关疗法，因此，以社会大众为主要受众的方书就成为人们青睐的一种选择。而防疫方书的不断编辑出版，使得相关防疫知识化零为整，日益专门化、系统化，为人们更加及时、更有针对性地应对疫病提供了极大便利。
防疫方书是防疫知识实现由点到面、点面结合传播的重要媒介防疫知识形成后只有借助一定的媒介才能超越具体的时空情境，转化为公共的医疗资源，被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群认知和利用。清代，诸多防疫知识实际只在一时一地或少数人中流传，而编撰和传播方书是人们克服这些局限性、实现防疫知识公开和共享的重要途径。
首先，编辑刊印简易的防疫方书，是推广那些疗效显著但传播范围有限的防疫知识的基本方式。清初，重庆人欧阳调律择要选取清代首部痧症专著《痧胀玉衡》的内容，编成《治痧要略》一书。
到了道光年间，陕西凤翔人张惟仪“尝准其方以施诸人，屡试屡验”，但该书“传者不多，其板不知藏于何处”，于是，张惟仪“仍其原本付梓重刊，量力印送如千卷”。光绪十四年，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北等多省相继暴发瘟疫，“时多不识其症，死亡者相藉”，很多人认为是霍乱，就依照霍乱医方治疗病人，但“百无一验”，甚至出现病人被治死的情况。
曾经在兵部任职、晚年隐于医的湖北汉川贡生田宗汉，用自己悟得的方法试验救人，结果“全活无算”。当地多位缙绅乡耆捐资，希望他将救治方法刊刻成书、广泛传播，田氏最终整理刊印了《医寄伏阴论》一书。
其次，翻刻方书或编撰新的方书，是将那些只在一家一姓、一门一派中隐秘流传的疗法加以扩散的有效方法。咸丰六年，浙江慈溪名医俞彰信鉴于“霍乱盛发”而编写了《时症方论》一书，一开始在亲友中流传，后来他的妻弟出资刊印，并“印送各处”。
到了光绪十二年，“目睹服此方而愈者已不可胜数”的慈溪人冯允骙鉴于“年来此症盛行，十中难全一二”的情况，重新将该书刊印，希望大家都能用俞氏的方法来救治病人。年至年，常熟地区喉疫盛行，官员俞养浩在施药之外，参照《囊秘喉书》中的医方救治灾民，非常见效。
不过，此书自道光年间成书后，基本只在常熟陈氏家族内流传，知道的人很少，因此，俞养浩将此书重新刊印送人。最后，通过携带方书，或在不同地方刊印方书，或将不同地方应对同一种疫病的有效疗法集中收录在同一本方书中，是将那些未能广泛流传的知识或疗法在不同地域加以分享和应用的重要途径。
嘉庆六年，常熟医生陈耕道针对烂喉痧专门撰著《疫痧草》一书，其中的疗法很有效。不过，该书的雕版在苏州，安徽地区很少见此书。道光十八年，安徽医生万镛决定将该书“重抄付梓，广为布送”。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鼠疫不断出现，起初在两广地区流行，后来蔓延到全国很多地方。在此过程中，防治鼠疫的知识随着相关方书的编辑出版而逐渐应用于许多地方的疫情防控实践。
防疫方书是防疫知识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的重要凭借防疫知识从专业走向通俗、从精英走向大众，是清代疫病种类多、重大疫情多的一种社会反映。由于清代国家在防疫体制上没有太多建树，所以社会和个体层面的防疫压力很大，人们必须依靠多了解、多储备、多
